几年前,当我在南太平洋岛国塔希提首都帕佩特时,手头非常拮据,我以每月3美元的价钱租了一所离城约3.5公里的房子。虽只有一间房子,四周却有两英亩肥沃的土地。我决定搞个菜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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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种菜的经历令人失望。无数的小红蚂蚁搬走了大部分种子,剩下的好不容易冒出点绿色,又被螃蟹吃光了。但我决心再试一次。于是又向美国邮购了1美元的种子。不过,当我清除杂草时,发现蚂蚁和螃蟹早已在等候了———看来我只好靠写作维持生计了。
那天下午,我正在除去生锈的打字机上的污垢时,住在附近的一名叫霍浦生的中国人驱车经过。我知道他有个菜园子,便叫住他,把种子给了他,并告诉他每个小包里包的是什么种子:莴苣、扁豆、南瓜、西红柿、玉米。他咕哝地问道:“多少钱?”
“不要钱,”我回答,“就算我送你的礼物。”他的一双黑眼睛闪着光,但没用其他方式流露出感情———中国人总不习惯于拥抱之类的礼节。
我立刻忘掉了霍浦生,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个问题,在我能写出一篇文章或小说并把它卖出去之前,如何用128法郎———约合5美元———生存下去。即使文稿寄到美国后立即发表,在至少3个月内,我没有得到支票的希望。 体育场围网
3天后,我正在搜肠刮肚地写一篇文章,忽然听到有人敲门。来人是霍浦生,他带来了三个西瓜、一瓶酒、一篮子鸡蛋和一只母鸡。“一点小意思。”他说,说罢就匆匆地走了。
他慷慨的礼物无异于救命之物。我立即计划美美地吃一顿鸡肉,可转念一想,又把鸡拴到院子里的木桩上,用食物喂它。
从新西兰去美国每月一次的轮船应于次日清晨抵达帕佩特。为了省钱,我决心亲自步行把文稿送到船上。天快亮的时候,我到了帕佩特,这时轮船正在进港。我默默地祈祷了一番,把那宝贵的包裹寄了出去。这时,一位秃顶、矮胖的中国人过来问我:“你认识霍浦生吗?”
这个人说他叫李胖子,是霍浦生的朋友,在帕佩特开了家商店。霍浦生曾写信告诉了他种子的事。我早晨坐公共汽车走后,李胖子便走了。然而我到家下车时,司机交给我一只箱子。打开一看,里面装有巧克力、坚果、一瓶酒和两件丝绸睡衣,还有一张小卡片,上面写着:“霍尔先生,这是给你的,李胖子。”
这段时间里,我专心致志地养鸡、写作,差点忘了李胖子的礼物,直到有一天房东和他的孩子们来串门,我便和他们分享了那瓶酒,把李胖子送的巧克力拿给孩子们吃。 基坑护栏网
第二天一大早,我在门廊上发现了一些香蕉和橘子等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缺过水果和鱼,全是房东送来的。这得归功于霍浦生。
如今霍浦生的园子丰收在望,他既是一位园丁也是一位面包师,因此每周4次他总在我门前留下一个松脆的面包或馅饼———无论我说什么都不能减少他对那包种子的感激。
在我第三次去城里取邮件时,那位女职员说没有我的邮件。我刚要走,她却又问了一次我的名字,并说:“有你的信,欠邮资50生丁。”付完这笔邮资,我只剩下一枚25生丁的硬币。幸运地是信封里有一张500美元的支票———我的稿子被采用了。
对我来说,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。我可以回美国去了。临走那天,霍浦生和李胖子为我送行,送别的礼物是一篮子西红柿和10个玉米———用我送他的种子种出来的第一批果实。
在船上,我请服务员把玉米煮了作为我的午餐。饭桌上惟一一位同伴又高又瘦,他连头也没点就一下坐下了。从他看菜单的表情,我判断他是对食物方面特别挑剔的人。这时,冒着热气的玉米端了上来,他惊讶地瞧着,然后便毫不客气地吃起玉米来。吃完第三个,他又伸手去拿另一个,说道:“服务员,这些玉米是从哪儿来的?菜单上没有啊。”
“它是您对面那位先生的一份礼物。”他很快扫了我一眼,“那就请接受我的谢意吧,先生。”他说。我离开时他还在吃玉米。
半小时后在甲板上,他朝我走了过来。“年轻人,那玉米真好吃,”他说,“我吃了6个!要知道,我的胃不好,玉米是吃了不至于胃痛的少数几样食品之一。你是怎样得到的?”
我向他谈了美丽的塔希提岛和岛上的居民。他非常感兴趣,问我想没想过把这些写下来。我解释说写作是我的职业。于是他看了我6篇短文,然后问:“4篇不错。你要多少钱?我忘了告诉你,我是美国一家报社的经理。” 铁路护栏网
我想问这4篇短文一共要100美元是否太多,他却先开口说:“每篇给你150美元,而且我想请你去报社工作,满意吗?”我承认,这太令人满意了———的确如此。
送人一包种子作礼物所带来的一连串好运气恐怕是难以估价的,而这一切都来自一包价格仅一美元的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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