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9月,雷曼兄弟的倒下敲响了金融危机的钟声。全球经济进入拯救模式。那一年四季度,中国宣布了四万亿投资计划。不过与哀鸿遍野的西方金融业不同,在中国,银行业不仅没有成为累赘,反而扮演了“救火队员”的角色。天量信贷支撑的大规模投资让中国经济熬过最难的日子,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内触底反弹。有官员因此自豪地宣称,中国是第一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经济体。安平尚玖公司生产道路护栏
今年是金融危机十周年。当时人们反复思量的一个问题是,为何中国金融业没有被危机击中?比较简单的解释是,因为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,对形形色色的衍生品也持审慎态度,因而当危机袭来的时候,虽然中国经济深受其累,但对中国金融波及有限。后来有学者说,如果中国金融体系与欧美国家高度关联,或许也将难逃厄运。
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,在那之前的十年中,中国金融业走过的变革之路。以银行业为例,从1997年西方观察者眼中的技术破产,到此后剥离万亿坏账,经历背水一战的股份制改革。在2008年之前,中国五大国有银行中除农行外均已完成股改上市,农行则是在金融风暴尚未停歇的2010年走完了上市之路。此后数年,中国银行业各项经营和风险指标均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准。中国用十年时间构筑了一道或许仍显简陋的“防波堤”。
要问的是,如果危机在2018年重来会怎样?我们走过了与2008年前截然不同的十年:狂飙突进的规模扩张,影子银行的的疯狂和互联网金融泡沫,人民币国际化已在途中,金融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开放,今天的中国金融业是否足以抵挡又一场大级别的金融巨震?
带着这样的问题审视当下的金融变局,我们大概会更容易理解,为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当做第一要务。监管严字当头,“宽松软”被视为监管当局要革除的头等弊病。在决策者的视野中,这一场持续升级的监管变革不仅关乎现实,更决定着未来——当危机重来时,我们拥有怎样的答案。
理解这一点,我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。对于金融业者来说,监管的父爱主义正在成为往事,固有的赚钱模式已经崩塌,谁胆大谁赚钱,谁敢打擦边球甚至挑战监管谁就能迅速做大,那个奇幻的造富年代一去不返。我们将见证那些曾经的大鳄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江湖,合规主义回到舞台中央。这是套利时代的终结,赚规矩钱,规矩赚钱,将成为金融机构基业长青的根本。
不能不说,很多市场中人仍有侥幸。他们的想法,不过是音乐停止的时候,自己不会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环——试问这些年谁家不是在拼命发产品,如今数十万亿乃至上百万亿的存量,哪能说刚性兑付就刚性兑付呢——这恐怕是另外一种 “大而不能倒”。我们很容易在市场中听到这样的声音,不过这显然低估了监管的决心。安平尚玖公司生产车间隔离栅
回望历史,危机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过度杠杆和松散的监管、衍生品的泛滥和扭曲的激励机制,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监管着力所在。当然也可以说,危机未尝不是机会,帮助金融业在反思中健康生长。事实上,正是在1998年危机之后,中国金融在变革中实现了凤凰涅?。
监管的要义,就是鼓励在合规中变革与创新。我们固然需要将一切金融行为纳入监管,区分假创新和真创新。不过也应该明白,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来看,金融抑制与金融过度同时存在,在很多领域,金融不是发展过度,而是发展不足。
更何况,中国金融业越是开放,就越是面对一场没有阻隔的全球竞争。这同样是监管必须面对的挑战。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感的问题是,中国资本市场如何能够为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。在香港等市场竞相改革以留住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中的优秀公司时,上海和深圳要怎样与时俱进,才能留住下一个阿里、京东和腾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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